康德传（美）曼弗雷德·库恩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二○○八年四月

　康德《判断力批判》释义 邓晓芒 著

哥尼斯堡是康德的家乡，但是哥尼斯堡却没有一条以康德命名的街道，听起来此事似乎非常奇怪。伊曼纽尔·康德，且不说他是哥尼斯堡和德国人的骄傲，全世界都得感激他。没有康德，启蒙运动将缺失其中撑起全局的一笔，“自由”概念的血肉将不完满，后世现实的**考量都会失掉一种值得作为理想去追求的目标。在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之间屹立于史册的那个一米七五的小个子，小手工艺匠人的儿子，他阐述的道理，他写下的书，毫无疑问值得每个民族千秋万代都为之铭记。



　　然而康德的家乡已经不属于德国人，它现在已是俄罗斯的领土。1945年，第三帝国在战败之际失掉了这座波罗的海海滨城市，随后它被俄国化，名字也改为加里宁格勒。曼弗雷德·库恩教授在他的《康德传》中说，康德出生的那个时代，哥尼斯堡的社.会环境提供了“从道德的角度而言最佳的教育背景”，这座城市作为东普鲁士首都，由于临近俄国和波兰，其国际化程度很高，但又在那个德意志民族刚开始形成的时代代表了一个超越其上的“普鲁士”概念；城市里有许多来自波罗的海地区的居民，有立陶宛人、荷兰人、法国受迫害的胡格诺派教徒。由于这些原因，康德认为它“可以被视为拓展对人的见识与世界视野的好地方，虽不远行亦能知天下事。”而他本人随同家庭成员住在城市的近郊，又是一个可供他大开眼界的交叉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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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就是这样充满吊桅。曼弗雷德·库恩的书中有一章写到1758~1762年间的哥尼斯堡，那时，作为七年战争的后果之一，初生不久的东普鲁士不得不眼睁睁看着它被俄国人夺走：1758年1月22日，俄罗斯将领费莫尔踏进普鲁士元帅刚刚离开不久的城堡，随后俄国总督也走马上任。俄国文化的到来，改变了这个虽然处于迅速成长期，但封建禁锢依然强硬、专制力量实力雄厚的城市。这段时期见证了文化交融的巨大成果，也记载下康德一生中最风姿绰约的一段岁月。年过而立的他，思想日深，襟抱渐大，他第二次向哥尼斯堡大学申请哲学教授之职。尽管这次申请又没有成功，但是库恩讲述了康德从俄国人那里获得的毕生之益：他是那么喜欢清新空气，社交生活丰富了，敬虔派宗教统治时期死板的社.会风气打破了，偏见和旧俗逐渐解体。康德对一切“美好有礼”的事物的浓厚兴趣，喜欢他们的贵族与平民可以联欢的平等，喜欢他们对异民族精神财富的宽容接纳：有钱但尊重文化的贵族多了，法国饮食进来了，世俗化的生活方式得到了民众的拥护。

　　这段岁月深深地留在了康德这辈子最美好的记忆中。库恩引用了时人对他的评价：“康德的眼睛像是穹苍中的以太做的，心灵深处的凝视，仿佛穿透了薄云，温润地闪烁发光。我无法形容康德坐在我对面时，低垂的眼睛突然抬起来与我四目交视的片刻，他的神情多么使我着迷。我总觉得好像透过这个蓝色的以太之火瞥见了密涅瓦最神圣的内在。”只有一位未来的思想巨人才配得上这样的描述。

　　18世纪的俄国文化塑造了康德的人格，可惜冷战时期两大阵营一分，没什么人还记得那段美好的友谊，只是加里宁格勒大学辟出几个房间，做成了康德博物馆。冷战之后的加里宁格勒又重新对非俄人民开放，上了年纪的旅游者也开始到这里故地重游，但是战争之前和平年代的记忆无可挽回地要在德国人中慢慢消逝。年轻一代也遗忘了它，尽管在那里出生并长眠的伟人的名字依然如雷贯耳。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美好的**、社.会、人与道德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康德毕生都在追问这些，他那赤诚的、深邃的智慧，令多少后人从“康德会怎么想？”出发来思考眼前的伦理问题。然而伟人的家乡20世纪以来的历史丝毫经不起他的正义理论的度量，或许可以说，这是欧洲对康德的背叛。

　　《我爱德赛洛》 孙未著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个被分裂的世界:文化、爱情、精神世界以及所感知的外界符号都在这个快速旋转的世界中发生着裂变，于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精神流浪者，他们日复一日地承载着生活所负担给自己的重量，同时又以自己的方式不约而同地让自己的精神世界永远在路上。这是当代这个声色交织的都市社.会中所创造出来的独特的众多符号，当我们遭遇甚至亲自扮演这些符号的同时，会有一种强烈的寻找归属感的渴望，于是我们读到了上海女作家孙未的又一部新作《我爱德赛洛》，其细腻的叙述风格与错综复杂的精神世界使人依稀看到自己的影子。



　　女主人公邓夏是一位成功的电视台女主持，街头巷尾的灯箱广告、变幻的电视屏幕以及报纸杂志上都可以看到她的影子。这是一位被财富和优秀男人簇拥的女人，然而每到了夜晚，她都会陷入一种无法走出的“德赛洛”的梦境之中:邓夏变成了女中学生夏夏，被唯一的亲人抛弃，在一家叫做“德赛洛”的舞厅与玫瑰、杰克和翔子一起度过了懵懂而青涩的少女时代。后来，“德赛洛”被一场大火烧毁，夏夏的记忆也随之发生了裂变，一次次在梦中惊醒，却怎么都无法回忆起那场大火的细节，而绵长不变的是细致年轻的情感，和对唯一亲人的依恋。在这样的情绪中，邓夏与文艺频道总监庄庸发生了感情，但由于害怕自己分裂人格的暴露而迟迟不肯接受庄庸的爱情。对于这种复杂纤敏的情感，孙未用独有的细腻视角探入，不仅将邓夏心底的夏夏描绘得入木三分，而且对于情感上的徘徊与挣扎也让人感到一种隐隐的痛。伴随着这种复杂的情感和“德赛洛”的咒语，邓夏和夏夏两种身份不断转换。这时，庄庸陷入了受贿丑闻之中，而“德赛洛”像一个实现了的梦境，其中的人物一个个重新走出来，进入了邓夏真实的生活中。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记忆与现实的叠加展现在读者面前……

　　文中的邓夏充满魅力，幸福似乎唾手可得，但是对于习惯描写都市女性美与爱的孙未来说，她想表达的不仅仅是都市女性的存在与奋斗，《我爱德赛洛》所展现出来的恰恰是当代对于女性思考的并不健全的一面——人格的分裂性。这种分裂不仅存在于孙未笔下活灵活现的人物身上，更存在于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身上。为了逃避这种看似无法摆脱的困扰，人们的思考渐渐趋向于简单和直线，不再探求都市女性精神世界中另一面的痛苦，而孙未用温柔又犀利的笔触撕开这种伪装的面具，她一方面告诉人们纯爱的存在，一方面又强调真爱是永恒的。

　　孙未是一位高产作家，她的作品视角独特而又谐谑灵活，落笔深沉乖张，把读者很快带入她的精神世界中。《我爱德赛洛》是一部少见的探求女性精神世界两面性的文本，用纯真、充满哲思又不乏幽默的文字，构建了一场精彩的文字盛宴，呈现出一部让人欲罢不能的精彩小说。

　　

常常想，假如时代是可以选择的，那么纳兰容若最应该生在哪个年代？

　　漫长的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有哪个朝代可以慷慨容忍为“情”而生，为“情”而死的“情种”？也许，还是在魏晋时代吧——有这样一个故事：荀奉倩与妻子感情深笃，大冬天的妻子病重发热，奉倩脱掉衣服跑到院子里让风雪冰冷自己的身体，再回来熨帖到妻子的身上给她降温……尽管他的深情最终并没有留住妻子的生命，妻子去世后，奉倩亦哀哀而卒。


但即便是在那个宣称"一往情深"的时代，奉倩的"惊世骇俗"之举仍不免“获讥于世”。

　　在中国诗歌史上，两千多年也可以被简单地划分为两段，以宋代为界，之前是“情礼冲突”的时期，之后是“情理冲突”的时期。情，本来是诗歌灵魂中最活跃最本质的因素，也是人的灵魂中最活跃最本质的因素，可是在中国的诗学理念当中，偏偏要以“礼”和“理”来制约它，甚至是扼杀它。于是，“情”的偶然释放反而显得如此珍贵，如此令人珍惜：比如那个以身殉情的荀奉倩，比如那个呕心沥血呐喊着“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李商隐，再比如那个反反复复吟诵着“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的纳兰容若。“不辞冰雪为卿热”，卿，是容若早逝的妻子，也是容若一生的追念——当爱情已然成为一种信仰，那么“礼”也好，“理”也好，还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容若以三十一岁的短暂生命义无反顾地奔赴他关于爱情的全部信仰？

　　其实没必要去挖掘容若的生命中到底如昙花一般开放过几个女子，这些女子姓名如何、家世如何、容貌如何、才华如何，那都是学者们的事。而我们，只须倚着窗前的藤椅，捧着一本纳兰的词，书翻过了一页又一页，几上的茶晾了很久忘了喝，满世界里就只有暗夜中的微雨点点滴滴仿佛洒在心上，满世界里就只有容若的声音在耳边低吟“幽窗冷雨一灯孤。料应情尽，还道有情无”……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一滴泪，无声地滑落，打开窗，告诉自己：雨还在下。

　　“这么多年过去了，情再深也应该淡了、尽了，但在这个雨打芭蕉的夜晚，为什么我还会想起你来？为什么我还会泪流满面？”容若已经离我们太遥远太遥远了，那样执著的追问，那样痴绝的守候，那样苦苦的爱恋，就真的可以跨越几个世纪，在任何时刻、任何地方，将同样多愁伤感的你轻而易举地俘获，让你心甘情愿地，和他一起“相看好处却无言”？

　　这样一本写纳兰容若的书——《纳兰词典评》，我翻开书的第一页的时候，就告诉自己：这是一次旅行，目标是纳兰容若，作者苏缨，就当是这次旅途中要经过的陌生风景。

　　很幸运，途中的风景竟然也一再让我惊喜。我甚至还惊喜地发现：似乎苏缨也和我一样，是一个有点漫不经心的旅行者。可正是因为苏缨的“漫不经心”，他才在本来很可能乏味的“旅途”中“漫不经心”地发现了一个又一个值得惊喜的风景。因为没有刻意，才会有惊喜。 （杨雨）

　　《纳兰词典评》苏缨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魏晋六朝：何以如此--读《六朝那些事儿》

　回望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如果从国家整体的角度予以考察，的确可以从时间上分为几个大的板块，有些历史学家如黄仁宇按顺序划为三大帝国，即秦汉为“第一帝国”，隋唐宋为“第二帝国”，明清为“第三帝国”，这虽是史家为“研究检讨的方便起见”，却也较为符合历史实际。


因为这几个帝国确实各自呈现出自己的特征。

　　但是，要问何以如此，就不能仅仅从这几大帝国的内部去找，而要从整个大中华的历史来探索；就是在这几大帝国之间的过渡地带，也往往透露出无限的信息。第一第二帝国之间有一个超过三个半世纪以上的分裂局面即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二第三帝国之间也有一个元朝作为转变与缓冲的阶段；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几个帝国的发展倒是符合于事物发展皆呈波浪式也即有起有伏地向前推进这一规律。

　　作为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帝国发展路途中的“低谷”——魏晋南北朝时期，它在时间上何以如此漫长？它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它对后世的影响既深且巨，但这影响都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一连串的问题常常激发史家解谜的兴趣，使一千多年来人们总津津乐道，甚至是聚讼纷纭。我手头的这本《六朝那些事儿》，虽说是一本面向大众的讲史书，却也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参与了这一解读的话题。

　　《六朝那些事儿》袭用了时下流行的一些讲史书的取名方式，有“跟风”之嫌，但这或许不是作者的本意而是出版方市场化动作的一种策略，因为它的讲史方式跟其他那些《×朝那些事儿》是截然不同的。它不是平铺直叙朝代故事，而是将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进行归类，从中拎出几条主线，殊途同归，从而打开“历史何以为此”这样一道门，让人们有所憬悟与发现。而这几条主线都是由有血有肉的人物串连起来的，因此，作者仿佛也就成了一个总导演，运用多视角分镜头的方法调集了各方面的人马同登一个舞台，演出了一部有声有色、活灵活现的魏晋南北朝历史活剧。

　　除引言与结语外，本书设有八个标题。这八个标题，既可以说是魏晋六朝时期最突出的历史现象的凸现与展示，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八类人物命运的描述与总结，使我们感受到一旦旧的秩序被打破，而新的秩序尚未建立，社.会的纷崩离析所可能达到的程度。这或许是生活在别一时代的人所难以想象的。应该说，通过多线条、多视角的叙述，《六朝那些事儿》不仅使我们看到了这个时代的黑暗，这个时代的血雨腥风，而且看到了在社.会纷崩离析所造成碎片的碰撞下，无数生灵的血肉之躯所遭遇的挤压与戕灭以及他们所发出的呻吟、叹息。在这一低陷态势下的历史深谷，各个阶层的人物，无论是帝王将相、风流文士、贵族平民，都不可避免要卷入历史的旋涡之中，无法挣脱一一毁灭的既定命运。但是，吊诡的是，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在一场又一场天崩地解的大分裂、大震荡之中，我们看到人的意识的觉醒，看到了人对个性的尊重与高扬，看到了人对道德边界的的超越与放纵及其所展现出的人性的无限可能，因此，也就看到黑暗中不可磨灭的光明与探索、创造。或许，这正是这个时代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作者将这个时代经典性的故事几乎无一遗漏的纳于自己的笔下，充分展现出这一时代内涵的丰富性，时有让人目不暇给之感。

　　无论在作者的笔下如何万象纷呈，但他在写作过程中，无疑还是有他的指向，那就是始终不忘追问“何以如此？”我们可以说，这八个标题，即从八个方面接近这个问题。但我读这本书，感觉到作者对其中的两个关键性人物：晋武帝司马炎与前秦大帝苻坚尤为深致婉惜与嗟叹。读完这本书，给我的印象是，在近400年的魏晋六朝时期有可能跨进统一的门槛，结束这一分裂与动乱的人物，就是司马炎与苻坚这两位。但是，他们要么是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又在身后很快失去了，要么是眼看就只有咫尺之遥，却终遥不可及，这都与他们自身素质上的缺陷有不可分的关系。一是遭遇了“帝国瓶颈”，即在选择接班人上犯了大错；而一是选择了错误的时机来企图实现统一大业。作者通过追溯这两个人物由兴到亡的一生行迹，使这两个人物的个性，司马炎的软弱、摇摆不定、苻坚的虚张与不适当的“大度”，都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现象。作者的言外之意，无论是司马炎还是苻坚，都称不上是真正的“雄主”，要么是胆识俱无，要么是有胆无识，因此都不足以真正担得起统一大业。虽然说，是人民而不是英雄创造历史，但有时候，英雄人物确实在历史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点仍不能否认。魏晋六朝的分裂与动乱延续了近400年，两位人物难辞其咎。

　　然而，历史就是历史，因此，我们所看到的魏晋六朝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也只能让扪虱而谈的去扪虱而谈，穷途痛哭的去穷途而哭，乃至抛果盈车的就让他抛果盈车，羊车巡宫的就让他羊车巡宫，同样，闻鸡起舞、投鞭断流的，也就任其真的闻鸡起舞或假的投鞭断流。作者在一开篇的引言就告诉我们：看魏晋六朝的人与事，不啻是看一幕幕的“语言艺术”、“行为艺术”，怪诞、奇特，不可理喻，令人发噱，转而又振聋发聩。作者甚至说：“我们今天称为‘艺术’的行为艺术，没有一个能像魏晋时人那样，真正是骨子里的艺术。”其实，这很好理解，因为魏晋六朝多派人物在演出这一幕幕的“行为艺术”时，是押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的，是生命的演出。

　　历史虽然不可假设，但历史的教训无疑是值得吸取也是能够吸取的。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像魏晋六朝那么长时间的分裂与动乱，不能不说有后来的“雄主”有鉴于史而竭力避免重蹈覆辙的因素在里面。这样说来，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一段历史，或许就会得出“不可避免”的结论。国家发展的历史正如人的成长历史，必得经过一些挫折、经受一些阅历的。问题是，往后的帝国吸取了教训，统治手段愈见高明，然而，却往往过于严酷，也就是说专制色彩愈加强烈，所以才造成了唐代以后的“第二帝国”、“第三帝国”越来越带有“收敛性”，逐渐遏制了创造力与生机，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另外一种“吊诡”与悖论。

　　《六朝那些事儿》一一寻绎魏晋六朝时代人物与事件的原委，但作者显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凭借对中国历史的熟谙，上下古今，议论风生，如指诸掌，加上采用的是比较新潮的语言，诙谐、生动，妙语解颐，读来真不觉令人忘倦。

给卡夫卡的生日礼物

　许许多多伟大的诗人作家渐行渐远，而弗兰茨·卡夫卡的脚步声就像那空谷足音还清晰可辨。　　

　　今年是卡夫卡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在德国为数众多的纪念文章中，对三卷本卡夫卡传记的作者拉伊纳·施塔赫（Reiner Stach）的访谈录尤为引人注目，它刊载于德国6月28日《法兰克福汇报》的文学版上。



　　施塔赫1951年出生，在法兰克福大学攻读哲学、文艺学和数学，他写的博士论文《弗兰茨·卡夫卡的性爱传奇》于1987年正式出版。他曾任通俗专业读物的编辑，并编辑出版了颇有影响的《跑步心理学》（2000）。他在美国发现了卡夫卡曾两次与之定婚的菲莉策·鲍尔（Felice Bauer）的遗稿和遗物，1999年分别在法兰克福、维也纳和布拉格举办“卡夫卡未婚妻遗稿遗物展”。2002年出版卡夫卡传记第一卷《卡夫卡--决定的年代》，第二卷《卡夫卡--认知的年代》由费舍尔出版社刚刚出版。第三卷写的是卡夫卡的青少年时代。然而要写好这一卷就一定要利用和参考马克斯·布罗德的遗稿，可它封存在特拉维夫。

　　笔者想用夹叙夹议的办法来再现记者托马斯·大卫对施塔赫的访谈。

　　在卡夫卡一百二十五周年诞辰之际出版他的传记第二卷，施塔赫坦承，这是对卡夫卡的一份生日厚礼。第二卷写的是1916年至1924年间的卡夫卡，除了卡夫卡的朋友马克斯·布罗德和妹妹奥蒂丽而外，他对卡夫卡的恋人米蕾娜·耶森斯卡（Milena Jesenska）着墨最多。他详细描述了卡夫卡和米蕾娜之间浓烈而又无望的爱情。

　　在施塔赫看来，卡夫卡非常自尊，对他不可谬托知己，随便以“你”相称。即使你对他知之甚多，也不可毫无顾忌地“揭露”，要保持他的尊严。卡夫卡曾叮嘱朋友布罗德将其遗稿付之一炬，笔者猜测，并非因他不想留名身后，而是怕他的尊严得不到很好的对待。施塔赫认为，卡夫卡生前对他的文学成就不无自豪，如果他有在天之灵，看到为他写下的皇皇巨传，他也会为之高兴的。

　　对传主进行方方面面的研究之后，传记作者对其了解往往会超过传主的自知之明。在施塔赫这里，绝非如此。他说卡夫卡对自己了解得非常透彻，对自己的生活常常自我策划，自我编排，为此他也常常自我欺骗，翻转过来他又将此作为他写作的题材和主旨，从而把认识提升到新的层级。他使阐释自身成为写作的题目。他的心理经常处于晦暗不明的状态，他对阐明澄清起始的暗昧状态怀有无可遏制的渴望。

　　对于传记与卡夫卡原生态生活有无差异的问题，施塔赫回答说，任何传记和传主的原生态生活都会有所差异的。对传主的生活传记作者不可能全都了然于胸，比如说卡夫卡一生有多少口头表达的句子？不会少于数十万句吧？而他知道的也不过百把句。所以作者也只能撷取具有典型意义和能发人深思的事端作为加工的素材。日常生活中卡夫卡和人们一眼看去的卡夫卡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要是只看他的日记，就无法想象，他是多么的“幼稚”，多么的“呆傻”。他有很大的心理问题，有妄想症，很难保持心理的平衡。他时常通过有意识地反省和默想来监控这一切，可又力不从心。有机会放松，他会喜不自胜。像卡夫卡这样的人，最想望别人对他关怀。

　　施塔赫在第一卷出版时，曾自以为还原出一个本真的卡夫卡。事过六年，他觉得这是一种狂妄自大。追寻、探究卡夫卡的年年月月，只能靠近他，接近他，彻底理解他又谈何容易，彻底理解传主只能是传记作者的乌托邦的理想。施塔赫的这一说法也能推及其他传记作品。传主的生命有如一条河流，每流逝一步，都在发生变化。要想还原一个本真的传主，那就要还原其所有的细节，而这是不可能的。

　　卡夫卡生平和作品有其奇异之处，由是便出现卡夫卡斯克（kafkaesk）一词，我门可将其译成“卡夫卡风格的”，“卡夫卡式的”，或者干脆将其意译为“神秘的，恐怖的，荒诞的”。当记者问到，卡夫卡的生活是否也是卡夫卡式的？施塔赫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说卡夫卡的生活中常常出现非常奇怪的意外和偶然，有的事重复出现，有时卡夫卡先走一步，就像是某个小说作者预先安排好的一般。

　　卡夫卡斯克主要是指向权力中心。有人占据了权力中心，而他又处于隐身状态，这种情况便给人以“卡夫卡斯克”的感觉。在卡夫卡的小说中，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是如何运作的，从来都是暗昧不明；在今天的社.会里，尽管有一定的表面的透明度，可人们还是弄不清楚最上层是如何掌控权力的。施塔赫继续阐述说，权力中心在何处？是否真有这种权力中心？“谁人最后决定世界市场上的石油价格？是哪一伙人对股票价格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人们很想知道，最上头是怎么回事。大家所认识的只是中间商，一如《诉讼》中所描写的那样。”我们知道，《诉讼》中的约瑟夫·K无辜被捕，在其生日前夕又遭两个黑衣人绑架，被刺死在采石场上。小说扑朔迷离，充满着卡夫卡斯克的气氛。

　　施塔赫说卡夫卡非常善于词辞令，对令他不快的提问他能机敏应对。要是真的和卡夫卡相遇，他会提出一些挑战性的问题。比如，他到底如何看待马克斯·布罗德？众所周知，后者是卡夫卡的至交。可从卡夫卡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布罗德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压根就不理解卡夫卡。虽则如此，布罗德的判断对卡夫卡依然重要，卡夫卡乐于听从他的劝告。为何这样，直至今天施塔赫还是觉得难以理解。他猜想，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源于卡夫卡社交圈子的狭小。要是结识了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1880-1942），那布罗德就不会呼风唤雨，穆齐尔在和卡夫卡的交往中也不会像布罗德那样事事顺着卡夫卡，他会进一步激活卡夫卡的智力，并对其自我怀疑会有更好的回应。

　　罗伯特·穆齐尔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奥地利作家，他所着重描写的是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并提出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这和卡夫卡颇为类似。这两位亦可说是同胞的同时代作家真的结识，兴许会出现施塔赫所说的情况。

　　记者又问，穆齐尔会将卡夫卡的遗稿焚毁吗？施塔赫认为不会。像那样水平的文字人们不会付之一炬的。这无关乎道德问题。在这里，施塔赫也间接为布罗德辩护了一回。后者没有执行卡夫卡的遗嘱，没有受人之托，忠于其事，却把遗稿保留了下来，因而受到某些人责备。

　　从接触卡夫卡作品的那一刻起，施塔赫便为那神秘的魅力所深深吸引。托马斯·曼诚然是伟大的作家，可他文本中所探讨的问题似乎变得遥远，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已成为历史。比如托马斯·曼所写的市民社.会中艺术家的苦难，艺术和社.会关系的问题，业已过时，有时甚至使人觉得有些可笑。奥地利作家施尼茨勒（Arther Schnizler, 1862-1931）所写的婚姻问题也难以引起人们的兴趣。而卡夫卡则不同，好似时间不断在印证着他，他所写的问题即使有所变化，那也变得极为缓慢。

　　施塔赫特别钦佩卡夫卡的语言功力。通过对卡夫卡的研究他才深深感知到他的语言具有多么强的魔力，多么大的孕育性。他无论进行怎样的努力，如何卖力地向他学习，都无法消弥他和卡夫卡之间在语言方面的差距。他称卡夫卡是个“严格的培育师”。我们知道，卡夫卡的语言简单，平实，质朴，精准，自然，言有尽而意无穷，充满着张力，他不愧是语言大师。在钻研卡夫卡的二十年间，施塔赫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

　　作家写传记等于和传主合作，记者问施塔赫，卡夫卡容易“合作”吗？他回答说，卡夫卡基本上是一个将人拒之门外的角色。这和他的生活哲学有关，他不想让人探究他的生活，要保护自己的私密。凡是接触过他的人都一致认为，要是有人探侦他的私事，他会机智应对，让你碰到他立于其后的玻璃墙上。他的文本亦复如是，也有某种拒斥性。他不想让读者很快便领会到其文本的含义，并过快地加以阐释。所以说“合作”谈不上，而是要使用“诱引”的办法。

　　施塔赫特别看重卡夫卡对现代文学的贡献。要是卡夫卡缺席，他说，至今也跳不出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框架。卡夫卡将断片、吊诡、残篇、矛盾和残缺引进文学之中，所有这一切形式都再现了二十世纪的本质。如若没有卡夫卡火光在前，无论是读者还是作家都不会顺理成章自然而然地接受这些形式。没有卡夫卡人们也不会知道，语言的基本词汇竟有那么大的表现力，那么大的沟通能力。简单能达到无与伦比的精致，这是卡夫卡教给大家的。

　　要是卡夫卡不是死在1924年，而是多活一些年呢？施塔赫猜想，卡夫卡在语言上还会坚持他的“禁欲主义”立场，也就是保持其简单洁净的风格。卡夫卡后来喜欢写反思性的散文，这与他最后几年身患结核病而辗转病榻有关。若是他挺过了那时的绝症，他会转而重写小说，用他那生花妙笔描绘充满奇异想象的故事。施塔赫总觉得，卡夫卡突然之间不写小说并不符合他一贯的行事风格。身患重病，自知来日无多，他要抓紧时间来进行清理和总结，要攫住那最后的真实。

　　施塔赫早在大学时代就仔细阅读了卡夫卡的日记和信件，最最使他震撼的是卡夫卡在日记和信函中所流露出来的真诚和正义感。在施塔赫所阅读的众多作家中，没有哪一位能像卡夫卡那样真诚和富有正义感。他最最珍视卡夫卡这样的品性。

　　卡夫卡每过生日，总会有人送生日礼物。记者问卡夫卡专家施塔赫，卡夫卡生前最喜欢什么样的生日礼物呢？他毫不迟疑地回答道：“书。而他送人的礼物却是古怪有趣的，比如他曾送给马克斯·布罗德一块鹅卵石，至今还存放于特拉维夫的博物馆里。”

　　最后施塔赫表示，在卡夫卡生日之际，他想来一瓶比尔森啤酒，看看电视，听听广播，看大家对卡夫卡讲些什么。

　　每逢卡夫卡整寿诞辰，西方国家，至少是德语国家，都会有纪念活动。许许多多伟大的诗人作家渐行渐远，而弗兰茨·卡夫卡的脚步声就像那空谷足音还清晰可辨。

　　延伸阅读

　　●《卡夫卡传》

　　[奥]马克斯·布罗德著,汤永宽译,漓江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

　　●《卡夫卡》

　　[英]尼古拉斯·默里著,郑海娟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8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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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达摩流浪者》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也许正在于它是反理性的情感写作的最早范本吧。



　　


　　《达摩流浪者》

　　[美]杰克·凯鲁亚克著

　　梁永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年7月第一版

　　267页，26.00元

　　为了纪念凯鲁亚克的The Dharma Bums（中译本名为《达摩流浪者》）出版五十周年，企鹅集团下属的维京（Viking）出版社将于今年9月18日推出该书的纪念版和作者生前未曾发表过的作品《醒悟：佛祖的生平》（Wake Up：A Life of the Buddha）。


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该如何看待曾经轰动一时、并被不少人捧为经典的《达摩流浪者》呢？

　　文化工业产品

　　在《启蒙辩证法》中，阿多诺批判了资本主义文化。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大众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工业模式，商品经济体制入侵到文化领域的情形日益严重，在讲求经济收益的前提下，文化产品承载的经济价值取代了其原本的美学价值。换言之，他认为资本主义文化的重要特征就是“金钱化”，一切都和利益紧密相连，销路是证明文化产品的惟一方式。阿多诺的批评并非无的放矢，至少二战后的美国出版业反复地证明了这种文化工业理论的正确性，凯鲁亚克的《达摩流浪者》不幸也是其中的例证。

　　1957年9月5日，《纽约时报》登出了《在路上》（On the Road）的书评，作者吉尔伯特·米尔斯坦毫不吝啬地将赞美献给当时尚默默无闻的凯鲁亚克：“正如《太阳依旧升起》在众多二十年代小说中脱颖而出成为‘失落的一代’的代言作品那样，《在路上》无疑将会成为‘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作。”要知道，195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海明威早已成为美国的文学偶像，能够和他相提并论，对当时尚默默无闻的凯鲁亚克来说是巨大的荣耀。由维京出版社推出的《在路上》迅速成为畅销书，作者也被冠以诸如“垮掉的一代之王”之类的头衔。

　　那时维京远远没有现在这么强大，举例说吧，《在路上》销量虽然不错，但无缘当年和翌年美国十大畅销书，值得一提的是，1958年风头最劲的图书是横扫全美书市的《日瓦格医生》和《洛丽塔》，而它们都是由小规模出版社（分别是Pantheon和The Olympia Press）推出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维京出版社才决定尽早让凯鲁亚克写出《在路上》续集。于是1957年11月26日，凯鲁亚克在奥兰多动手打字，十一天之后，也就是12月7日，七万五千余单词的《达摩流浪者》便告完稿，并于次年1月即以精装本面市。

　　从嚎叫到达摩

　　由于从创作伊始便定位为《在路上》的续集，《达摩流浪者》的内容和叙事风格与前者十分接近。它的情节非常简单，从书名就已经完全可以看出来：在英文中，bum的含义是为了特定的目标而四处寻找的人，所谓dharma bums，就是一群为了寻找“达摩”（生活的真谛）而云游四方的人物。叙事者瑞伊·史密斯（Ray Smith，即凯鲁亚克本人）因为受到好友雅菲·赖德（Japhy Ryder，即诗人盖瑞·施耐德）的影响，决定离开城市，到荒野处流浪，中间穿插着阿尔瓦·古德布克（Alvah Goldbook，即诗人艾伦·金斯堡）、科迪·珀默瑞（Cody Pomeray，即尼尔·卡西迪）等角色，描绘了他们登山、狂欢等场面。

　　尽管《达摩流浪者》依然是个离经叛道的故事，但较之于《在路上》，它少了许多疯狂，比如有关酗酒、吸毒、坐牢等的描写，多了关于禅诗、禅理的讨论，性爱场面出现的频率也比《在路上》高（但这是因为后者出版时凯鲁亚克还没什么名气，大部分性描写被编辑视为有伤风化而删掉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要从“垮掉的一代”的兴起及其历史背景说起。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保障之下，二战后的美国取代了英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美国的GNP在1940年为两千亿美元，1950年为三千亿美元，到了1960年则突飞猛进地增长到五千亿美元。经济增长和产业转型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工人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使这些人的身份意识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自认为是中产阶级。

　　但是经济的增长并没有带来精神文化领域的开放。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任总统对外奉行冷战政策，在欧洲以马歇尔计划扶植对抗苏联的力量，在亚洲则卷入了导致和中国发生武装冲突的朝鲜战争；对内的政策也受到冷战思维的影响，**和文化的保守主义倾向非常明显，在麦卡锡主义的影响下，特立独行的人往往会遭到迫害，比如曾经参加西班牙内战的海明威就曾因为被中央情报局疑心为共产主义分子而遭到秘密调查。普通人的想法和行为因之变得日趋保守：由于战争需要，二战期间大量的女性加入到工人的队伍中去，但战争结束之后，原先的观念——男人应该养家糊口，女人应该操持家务——又占了上风。正如社.会学家戴维·李斯曼在《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中指出的，战后美国社.会变成了“他人导向”社.会，维持稳定和正统是这种社.会的主要诉求。

　　正是在物质生活逐渐丰裕、精神生活却变得贫瘠的大环境中，凯鲁亚克的好友艾伦·金斯堡在1956年发出了石破天惊的嚎叫：“我看到这一代最聪明的人毁于疯狂……”作为城市之光出版社（City Lights Books）袖珍诗集系列第四册的《“嚎叫”及其他诗歌》（Howl and Other Poems）标志着“垮掉的一代”的诞生，也标志着美国历史上首次反文化运动的出现。这些反文化斗士严厉地批判机械式的现代文明，他们追求无拘无束的状态和灵魂的自由，认为直觉优于理性，东方的神秘主义优于西方业已制度化的宗教。

　　登上历史舞台的“垮掉的一代”试图冲击主流的价值观，从而改变主流的文化；《在路上》之所以能够跻身“垮掉的一代”的三大代表作，原因即在于它的内容体现了这样的意图，甚至它的文体也反抗已有的文学标准。凯鲁亚克拒绝约定俗成的句读和分段，这种自发式的写作固然可以被当成作者独树一帜的创作技巧，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更容易被解读为追求自由的文学标志。

　　《嚎叫》和《在路上》成功地树立起两面反文化大旗，在媒体的同情和推动之下，以艾伦·金斯堡、威廉·巴洛兹和杰克·凯鲁亚克为代言人的“垮掉的一代”的反抗姿态逐渐为普通民众所熟悉，并且由于他们的名望与日俱增，社.会也逐渐不再像刚开始那样将他们目为异类而加以排斥。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便进入了反文化的第二个阶段：从“破”到“立”。作为凯鲁亚克在成功之后的作品，《达摩流浪者》极其明显地体现了作者这样的意图。

　　因此我们看到，《达摩流浪者》少了大麻和烈酒，少了盗窃和牢房，并且和《在路上》中的狄恩·莫里亚蒂等人波希米亚式的流浪不同，瑞伊·史密斯、雅菲·赖德的云游自始至终有着明确的目标：达摩。书中援引了大量由盖瑞·施耐德翻译的寒山诗歌，《在路上》只字未曾提及的《金刚经》出现了四次。凯鲁亚克在“破”了美国的清教徒传统之后，试图“立”起源于东方的禅宗思想，他甚至把《达摩流浪者》献给了一名中国唐朝的诗僧——寒山。但是从该书的内容及出版后的反响来看，凯鲁亚克的努力并没有成功。

　　失败之书

　　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达摩流浪者》的情节平平无奇，如果说该书有什么亮点的话，那就是大量关于禅宗思想的介绍。遗憾的是这种介绍由于文化差异和翻译错误而流于肤浅与曲解。

　　凯鲁亚克本人十分清楚，经由翻译的转化，他们并不能完全领会寒山诗的精义，所以常常安排瑞伊·史密斯和雅菲·赖德插科打诨。该书第三章出现了这样的对话：

　　“……今天早上面对自己孤单的影子，我看不了书因为眼睛充满了泪水。”（这是施耐德的翻译，寒山的原诗是“今朝对孤影，不觉泪双悬”。）

　　“你也这样啊，雅菲，你总是眼泪汪汪地看书学习。”

　　“我没有眼泪汪汪！”

　　“要是看书看了很久很久，你的眼睛不会流泪吗？”

　　“那倒是会的，瑞伊……”（维京版第22页）

　　除了谬托为寒山的知己之外，由于翻译的缺失，他们甚至还曲解了自身所追求的思想的根源——《金刚经》。在该书的第一章，瑞伊·史密斯提到：

　　我提醒自己《金刚经》的经文说“行善时心中别存有任何关于善的概念，因为善毕竟只是一个字而已。”（维京版第5页）

　　即使是最熟悉《金刚经》的高僧大德，恐怕也没办法找出与这句话含义相同的经文，意思最贴近的是“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于相”。尽管没有意识到他所背诵的英文版《金刚经》与原本的经义有极大的出入，凯鲁亚克还是坦然承认他对学来的那些似是而非的佛教修行法门的怀疑。紧接着上引文句，他写道：

　　在那些日子里我非常虔诚而且近乎一丝不苟地做着我的功课。后来我对念经这种行为有点怀疑并有点厌倦和厌恶。因为现在我都这么老和冷漠了……（维京版第5页）

　　要知道的是，禅不仅仅是思想，更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如果缺乏日常的实践，它就会变成没有确凿意义的抽象概念。对于连“三皈依”都不愿意念的凯鲁亚克来说，他虽然反复地强调禅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精神境界，却始终没能明确地告诉读者这种境界到底是怎么样的，东方佛教的托钵僧行脚到底和西方基督教的圣方济各教徒的苦修有何不同。

　　但《达摩流浪者》出版之后依然引起了轰动。这是为什么呢？两名年轻的加拿大学者约瑟夫·希思和安德鲁·波特在他们论述反文化的著作《反叛的兜售》（The Rebel Sell）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谁关心凯鲁亚克和金斯堡的禅宗思想或者披头士乐队与何许人乐队（The Who）的印度教思想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呢？重要的是他们的感觉，他们觉得能够逃避压抑的主流文化，转而去为他们的灵性和抗议寻找新的出口。”

　　正因为如此，《达摩流浪者》是一本失败之书，因为它只是强化了原先得到认可的反抗姿态，而没有提出新的文化标准。当然，威廉·巴勒斯在次年出版的《赤裸的午餐》（The Naked Lunch）也未能完成这个任务。于是“垮掉的一代”不可避免地踏入了反文化运动的第三个阶段：在与主流文化的斗争中逐渐偃旗息鼓，退化成历史的陈迹。

　　反理性的文体

　　如果说《达摩流浪者》一无是处，那对凯鲁亚克而言显然是不公平的，而且也是不符事实的。实际上，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它的写作方式：自发式文体（spontaneous style）。我们先来将该书和库切（John Coetzee）的小说《缓慢的人》（Slow Man）进行简单的计量语言学比较。

　　《达摩流浪者》和《缓慢的人》篇幅大抵相当，前者为74555个单词，后者为76676个单词；平均每个句子长度分别是22.6个单词和12个单词；连词and的出现频率分别是4166次和1795次。

　　从这组有趣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达摩流浪者》的句子长度远远超过《缓慢的人》，而连词and出现的频率更是后者的两倍多。当然，库切的文笔比海明威还要凝练，他是简洁文体的极端。但要知道的是，以繁复著称的福克纳的《八月之光》（Lights in August），平均每个句子长度只有16个单词。文句相对较长，大量地使用连词，正是自发式文体的重要特征。

　　所谓自发式的文体，即是作家在写作时用文字如实地记录下自己的意识活动，而不去管这样写出来的文字是否符合已有的语言规范。除了上述两个特征，它还有其他标志：以第一人称叙事，上下文之间有时没有明显的逻辑关系等等。去世前一年，凯鲁亚克接受了《巴黎评论》（Paris Review）杂志的采访，他谈到尼尔·卡西迪给他写过一封四万单词的长信，他从中得到了灵感，用相同的笔法写下了《在路上》，后来这种写作风格被冠以“自发式文体”的名称。

　　维京打算出版《在路上》时，凯鲁亚克还是个无名小卒，他的文稿遭到了编辑的随意删改。恐怕所有初出茅庐的作家都会碰到患改稿强迫症的编辑，这些自以为是的编辑在对待无名作者时往往拥有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固守已有的浅薄见解，肆意删改自己看不顺眼的文句。马尔康姆·考里给《在路上》添加了数千个毫无必要的逗号——凯鲁亚克举例说：“比如说我写到‘怀俄明州塞安市’，马尔康姆非要改成‘怀俄明州，塞安市’，为什么不直接用‘怀俄明州塞安市’就好呢？”

　　《在路上》的成功使凯鲁亚克拥有了较大的主动权，《达摩流浪者》虽然也遭到了改动，但相对来讲比较少，所以较之于前者，它较多地体现了自发式文体的特色。凯鲁亚克通过对定语、状语等句子成分进行扩充，对谓语进行并置，用大量的长句极其有效地加强了语言再现意识的能力，使得整本书充满了澎湃的激情。这是在其他书籍中很难找到的阅读体验。凯鲁亚克本人对此深有体会。他曾提到：“实话跟你说吧，年轻时我写东西一直很慢，不断地修改润饰删除，结果我每天只能写一句话，而且这句话还没有感情。干他娘的，我喜欢的是蕴含感情的艺术，而不是展示技巧或者隐藏感情的艺术。”

　　《达摩流浪者》不仅展示了一种另类的叙事技巧，还影响了《飞越疯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的作者肯·凯西、《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的作者托马斯·品钦等后起作家。如果说这部作品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也许正在于它是这种反理性的情感式写作的最早范本吧。■

　　延伸阅读

　　The Dharma Bums（五十周年纪念版）

　　Jack Kerouac，Viking，2008

　　《嚎叫：金斯伯格诗选》

　　[美]金斯伯格著，文楚安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

　　《在路上》

　　[美]杰克·凯鲁亚克著，王永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10月第一版

　　《飞越疯人院》

　　[美]肯·凯西著，石幼珊、钟杏译，南海出版公司，1991年4月第一版

　　《赤裸的午餐》

　　[美]威廉·巴勒斯著，彭晓丰、孔小炯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8月第一版

如果不是徐志摩太太


如果没有与徐志摩的那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陆小曼的绘画作品会不会像今天那样的为人追捧和被人赝造？

　　万君超




　　丁言昭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3月第一版

　　279页，20.00元

　　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故事已经成为近年来文学界和出版界的“显学”，热闹非凡，令人眼花缭乱。但绝大多数的书籍皆给人一种“了不殊于既往，又无益于将来”之感。女作家丁言昭的新著《悲情陆小曼》一书，通过对徐志摩、陆小曼、翁瑞午三人的亲属和朋友们的深度采访，以及对当时各类新闻报刊的发掘梳理，并配印了许多初次发表的珍贵照片，为读者较为真实和清晰地还原了当年四人（包括王赓）之间的恩怨情恨。


书中还有详细叙述陆小曼绘画的章节，这在以往有关徐陆的著作中颇为稀见。我阅读之后，又参考了其他有关的书籍，想为陆小曼的绘事做些力所能及的补充，借此与海内外的书友和书画爱好者一同分享些读书和赏画的乐趣。

　　陆小曼的生母吴曼华，江苏武进人，生卒年不详，她是陆小曼父亲陆定的第二任妻子。秦耕海编著的《常州书画家传》（中国画报出版社2003年9月）在“陆小曼”条目下称吴氏“出身官宦人家，多才多艺，尤工书画”。根据其他资料显示，她擅长工笔花卉。所以后来陆小曼也擅长绘画，有可能是从小受母亲影响的缘故。她后来到北京的法国圣心女子学堂上学，才开始正式学习西画，并展露出她在绘画方面的惊人天赋。但她是在何时何地转向学习国画？现在已没有确切的资料可以查证了。目前所见陆小曼最早国画作品是1931年春创作的一幅设色山水图卷，此图曾由徐志摩带往北京，请京城友人题跋。在同年的11月19日诗人乘飞机失事遇难，此画卷因为存放在机上铁匣中而幸免烬毁。卷末有邓以蛰、胡适、杨杏佛、贺天健、梁鼎铭、陈蝶野等名人题跋。陆小曼临终前，将此图卷托付给表妹夫陈从周保存。后来，陈先生在卷尾加跋，记述此图故实，并送存浙江省博物馆。此图照片今悬挂于海宁硖石的徐志摩故居二楼楼梯口，供参观者欣赏。观其笔墨，皴法业余，敷色稚嫩，摹仿痕迹明显，但有淡雅秀润之致，可以说陆小曼一生山水画风格此时已见雏形。

　　1932年7月，在翁瑞午引见下，陆小曼正式拜名画家贺天健先生为师学画。拜师时，贺先生深知陆小曼的生活习性，所以师徒两人约法三章：“一、老师上门，杂事丢开。二、专心学画，学要所成。三、每月五十大洋，中途不得辍学。”据说从此之后，陆小曼曾一改以往的慵懒生活，潜心绘事。贺天健还曾对这位女弟子提出学画要做到“三看”：第一，对真山水要静看到“凝神”的地步。第二，对古今名作要静观细看，要将它们的优劣好坏思辨得清清楚楚。第三，对自己的作品也要静观细看，看到自家的好处，要进一步强化；看到自家的坏处，要“除恶务尽”，绝不可敝帚自珍。在山水树木设色方面，贺教她着重以浅绛褚石与淡花青为主。所以，她的同乡恽茹辛在《民国书画家汇传》（**商务印书馆1986年6月）中评论道：“因天分甚高，故进境颇速，所作山水，秀逸如其人。惟不多作，得者益珍之。”但贺先生评价这位女弟子却说：“天分很高，就是不用功。”无奈之情，溢于言表。陆小曼在师从贺天健学画之后，另外还在倪瓒、沈周、王鉴等古人的作品上下过工夫，又与当时画坛名家吴湖帆、钱瘦铁、孙雪泥、应野平等人多有交往，彼此切磋，铢积寸累，对她的画艺进步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但是有两个疑问令今天的美术史与现代文学史研究者百思不解：当时名闻上海画坛的“三吴一冯”中的冯超然先生，和陆既是同乡，又以擅长教授女弟子而著称艺林，且冯先生的“嵩山草堂”又离陆家不远，陆何以不入“冯门”学画？另外翁瑞午的山水画笔墨精湛，水平非同一般，远在陆小曼之上，且又精于书画鉴赏。他做陆小曼的绘画老师应该是绰绰有余的，陆又为何舍近而求远？何况每月还需五十大洋的学费呢？中国书画有着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有脉络异常清晰的传承性。所以好的老师应该是：“其所知先于众，所觉敏于众。提携道引，实有赖于启发。”我们在此绝不是要怀疑贺天健先生的绘画造诣，只不过是想知道其中是否还有其他的缘由而已。

　　1934年由冯文凤、李秋君、陈小翠、顾青瑶、杨雪玖、顾飞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女子书画会”，后来有学者称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女性发起组织的女性艺术家团体。后有会员二百人左右，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虽然陆小曼曾以“社交名媛”的身份名列其中，但在徐志摩遇难后，她从此素衣淡妆，闭门谢客，基本上已不再参加社交活动；加之疾病缠身，也只是偶尔参加一些会员的画展，并没有实际参与“中国女子书画会”的日常事务，纯属友情客串，故与女子书画会中的女画家们来往不多。

　　在陆小曼的学画与创作过程中，翁瑞午对她的帮助与影响是不可忽略的，也可以说翁不仅是她的资助人还可能是她的经纪人。翁出生于常熟官宦世家，他的父亲翁绶琪是翁同龢侄子，举人出身，曾入吴大澂幕府，后任广西桂林知府，工书善画。所以翁瑞午幼承庭训，亦擅绘事；定居上海后，曾拜名师学研“少林一指禅”推拿的独门秘技，在当时的上海颇有名气。他又是上海滩京昆名票友，在书画、鉴藏和财会等方面均造诣甚深；且一表人才，谈吐儒雅，交游多是一时的名人雅士。陈巨来曾为他镌刻一方三十二字的圆朱印闲章，印文曰：“吉金寿石，藏书乐画。校碑补帖，玩磁弄玉。击剑抚琴，吟诗谱曲，均是瑞午平生所好。”由此可知，他确非一般的官宦子弟可比。后经朋友介绍，翁为陆小曼推拿治病，常有奇效，深得陆的好感。徐志摩遇难后，两人遂同居。翁瑞午除了给陆小曼经济上的资助外，对她在绘画方面指导也影响深远。在谋篇布局，笔墨设色，落款题跋等方面都尽心尽力，口授指教，相互切磋。知己加艺友，其中乐趣，倒恰有几分神侣生涯的情景。从现存的陆小曼绘画作品来看，其中不排除有翁瑞午的代笔代题之作。因为我们从《悲情陆小曼》一书中所见一幅翁瑞午的山水图来看，他完全有这样的功力。如果说翁瑞午是陆小曼在绘画方面的真正的老师，实非过情之言。在他们感到苦闷彷徨的时候，当他们生活似乎枯燥的时候，绘画的神奇魅力就会悄悄地浮上他们的心头，暂时忘却了尘世间种种的烦恼与忧愁。

　　1941年左右，陆小曼与翁瑞午两人生活发生困难，陆开始卖画，并在《申报》上刊登《陆小曼山水润例》：“堂幅每尺四十元，立轴照堂幅例。纨摺扇每握五十元。册页每方尺四十元。手卷及极大极小之件面议。加工重色点景金笺均加倍。墨费一成。润资先惠约期取件。劣纸不应。收件处：本外埠各大笺扇庄及福熙路福熙坊三十五号本寓。”（王中秀等编著《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例》，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年7月）平心而论，在当时的上海女画家中，论画技，陆小曼并非是最出色者，但论名气之大与画润之高则非她莫属。女画家中，唯有江采、顾青瑶二人的画润尚可与之相比。同年11月，陆、翁两人假座上海大新公司（即今上海第一百货公司）四楼的大新画廊举办画展，据说有山水、花鸟作品一百多件，其中以翁瑞午画作居多。以陆小曼的名气加上翁瑞午的人脉关系，藏家、朋友和学生捧场颇多，画的销售情况也大大超出原先的预料，两人都为之非常高兴。这次画展也暂时改善了他们窘迫的生活。但由于陆小曼有较深的鸦片烟瘾和较重的疾病缠身，所以此后的绘画作品仍然不多。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使得陆小曼在绘画方面用功不够，这也阻碍了她向更高层次的发展，令人惋惜。1949年陆小曼曾有作品参加全国美展。1958年在各界友人的帮助下和政府的关心下，陆小曼加入了上海美术家协会并正式成为上海中国画院专职画师。此后，她创作了可以说是一生中最好的绘画作品，其中许多佳作后来均被上海中国画院收藏，所以流传外界极少。1958年她被全国美协评为“三八”红旗手。

　　近五六年来，随着徐志摩与陆小曼两人的爱情故事渐渐为人熟知和传说，加上才子与佳人爱情故事的轰动效应，使得陆小曼的绘画作品在拍卖市场上成为众人追捧的抢手之物。但是赝品伪作也开始逐利而出，山水、人物、花鸟、鞍马等，无所不有，屡见不鲜，且价格扶摇直上，令人愤慨。包铭新先生在《海上闺秀》（上海画报出版社2003年1月）一书中已经为之作了比较详细的揭露：“陆小曼作品留存不多，市场需求却大。很多对书画艺术不甚了解但对徐陆恋情十分感兴趣的好事者，以得陆小曼遗墨为荣。所以，近年她的赝品比例较大。在古董店或拍卖会上所见之陆小曼书画，十之八九是赝品。作伪方法以割款添款为主；新仿较少，但亦时有所遇。这类新仿常使用旧材料，晚清民国留下的宣纸、笺纸、绢以及空白册页和对联，都被用来造假。这样做，材料成本较高，故需请高手来作画题跋，赝品的‘程度’也随之提高，增加了鉴别的难度。”

　　中国画史上评论画家历来有“以画传人”和“以人传画”之说，陆小曼则显然是后一类的画家。撇开她的绘画艺术水平不论，我们设想一下，如果陆小曼仅仅是王赓的夫人或是翁瑞午的夫人，而不是徐志摩的夫人；如果没有那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她的绘画作品会不会像今天那样的为人追捧和被人赝造？另外，从专业的绘画角度来讲，陆小曼其实不过是一个有些天赋和有些才气的半职业画家而已。因为最完美的绘画是一个画家勤奋与天赋的统一，如果二者缺一，就永远也不可能跻身于一流画家的行列。绘画艺术是一项高尚的追求，一个画家应该具有良好的综合素养。从陆小曼流传下来的作品来看，画中洋溢着那种书卷之气，深深地感染着我们，这也正是她的作品和她个人的魅力之所在。

尽管我们一再地读书了，但还是可能会在越多发现、越多阅读的同时，也在越多地遗漏和忽略。这是一个悖论，无法过多解释，也无需解释。就好比现在的收藏热一样，你越多地掌握收藏常识、越多地有了见识和能力，就有可能越多地错过、遗漏和失去更多的宝贝。此时，是燥热的夏天。广州的夏天则更加变态，所有的一切跟清爽无关，只有当听到一个女孩子高兴地说“还可以扣孩子他爸”时，一阵的天真之气兴许还会让人清爽一点。不过，这跟“阅读”没什么关系，只跟矫情有关。


如此燥热之下，产生一点忽略也不是什么坏事。

　　约翰•欧文是一个重要的被忽略的作家。这样说，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忽略了他，如果是这样，不会有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两本刚刚出版的书（《盖普眼中的世界》、《寡居的一年》（张定绮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我的意思是，他在我这被忽略了。又当然，我算个什么东西呢？我只是遗憾，没更早地读到这位作家。其实说更早，是应该有机会的，上海译文出版社最早2002年的时候就出版过他的《苹果酒屋的规则》（刘国枝译），按理说这部被改编拍成了电影的小说，应该更有可能与读者结缘，但很遗憾，除了我自己还有我周围的朋友没听说有人读过这本书。说这么多，无非是想向看这份报告的读者郑重推荐这位作家，他的两部新出版的小说对我而言，完全属于那种意外的惊喜（这种惊喜好比你交往了一个不短时间的女朋友，突然有一天发现，她竟然还会做你最喜欢的那道菜），这份惊喜值得再三寻找原因，以及更加享受这份阅读带来的喜悦。《盖普眼中的世界》的故事，讲得非常幽默，而且手段高超，但是你知道，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比如主人公盖普的出世，就是一个非常让人绝望的事情——盖普年轻的妈妈当初不打算和男人干那种事，但是她喜欢孩子，并且觉得自己也应该有一个，她的办法是和一个在战争中变成白痴并且将要死去的军人怀孕。顺便说一句，盖普的爸爸在战争中被弹片击中变成白痴后唯一的乐趣就是自慰，盖普的妈妈正是利用这个满足了自己当母亲的愿望。跟约翰•欧文的《苹果酒屋的规则》一样，作家没有“狠毒”地为我们提供一个不可和解，以及绝望黑暗的世界，到最后，都会有一个看似光明的归宿。这大概也是约翰•欧文可以被广泛阅读的理由之一。需要赘言一句的是，这两本约翰•欧文的小说，都是**翻译家张定绮的手笔，他的语言恰到好处，应该看成好翻译的一个典范。

　　对于翻译来说，不一定需要多么优美的语言，我这个外行的看法是，一种贴近原作者风格的语言就是最好的翻译语言。语言这个东西很奇怪，没有统一标准的好，同样是好的语言，换一个气场，它可能就完全不合适了，也许还会成为糟糕的一种。说到语言，诗人杨黎总被说成是一个有伟大语言特色的大师，他对汉语的贡献即便被再三说起，可直到今天好像也没被真正重视。但是，对于杨黎来说，这又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或者说语言、贡献、大师，这些跟杨黎又有什么关系呢？他的长篇小说《向m保证》写成于2003年，五年之后杨黎自己将它印成书，并用自己的方式叫卖。300元一本，印数300本，这种对得起这部作品的方式既是不得已，也是一种骄傲。不管我们对当代汉语小说以及当代写汉语小说的人多么失望（这种事情还轮不到我们绝望），需要承认一个事实——如果现在有一百个杨黎，在各个方向上做事，写出各种各样的小说，那么汉语小说绝不至于像今天这样一提起来就让人觉得没劲。《向m保证》里的主人公是一个十三岁的少年，所有的故事几乎都是通过他的性意识展开的，从一个刚刚有了性意识的少年眼中，你看到的或许是一个不那么混沌的世界。

　　看安迪•沃霍尔的书和听他讲话，总觉得是一回事，我的意思是，你读这本《安迪•沃霍尔的哲学》（安迪•沃霍尔著，卢慈颖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跟之前看《我将是你的镜子：安迪•沃霍尔访谈精选》（肯尼思•戈德史密斯编，任云莛译，三联书店，2007年7月）是一回事，没有了前面那个引导他说出各种惊世骇俗的话的人，沃霍尔也一样能把这件事干得漂亮。当他说出“商业是最好的艺术”的时候，相信沃霍尔不但是个严肃认真的写作者，而且他更是一个靠立说来推动自己每一个字的那种人。

　　我们总是能看到很多美国作家的书出版，甚至是再版，这并非我们的出版人有什么偏好，而是从普遍价值来讲，美国人的确是做得太好了。至少可以这么说，20世纪里的美国作家、导演、音乐家、艺术家们，他们是这个星球上干得最漂亮的一伙人。当然，没人按简单国家来区分群体，但是我愿意就此对美国人这么多年来干得这么漂亮而赞叹一句。索尔•贝娄这位美国的犹太人，20多年前就获得了肯定和荣誉，在中国，他的书也一再被出版，这本《赫索格》（宋兆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6月）也同样不是第一次露面。在我看来，《赫索格》虽然在索尔•贝娄的作品中很受欢迎，但却不是最迷人的一部。这部描写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赫索格》，虽然里面的问题和障碍可能是超越特定人群的一些普遍问题，但总的来说还是不够共鸣，也就是说这种只能是作为社.会问题来呈现，而无法来用人性解释。比如，库切的笔下卢里虽然也是一位教授，并且境况更加极端地是在殖民地地区，但他身上所呈现出来的是“人”的问题，一个人的耻辱和困境可以在卢里那里听到回声，这种回声或者说共鸣，大概就是文学作品的魅力之一。

　　如此买书、看书，想必大家渐渐都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藏书”，尽管你可以说，看书就是为了看看而已，何必因为“藏”这种附属的繁冗而劳神呢，但是你得承认，即便你轻易就选择了“不藏”，其实也是一种对“藏书”的选择和回应。三联书店的“新书话”系列，就出了一本《藏书的乐趣》（卢修斯著，陈瑛译，2008年5月），这本书讲的不仅仅是一些关于藏书的经验，还包括很多跟书打交道的趣事和方法。不管是书虫、书迷，还是寻找趣事打发时间的人，看《藏书的乐趣》不会失望，对于作者这样的“大玩家”来说（作者卢修斯是德国著名藏书家，不过这个西方的藏书家跟我们藏书阁里的藏书家就大大不一样了），找出段子让人享受般地去了解这些藏书趣事，真算不上什么难事。

　　有一种文字，它的本身是否具有美感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它承载了一种值得缅怀和纪念又往往是我们“忽略”的东西，比如几年前出版的《往事并不如烟》（章诒和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新出版的《三生影像》（聂华苓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6月），也属于这种。《三生影像》应该算是旧作《三生三世》的“再版”，但正是因为增加了近300张的照片，因此可以重新命名“三生影像”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也是一部容易“忽略”的书。作者聂华苓是著名的华裔女作家，她在美国不仅仅是生活、写作，更广为人知的是她参与的“国际写作计划”，这是一个多少有点乌托邦色彩的计划。聂华苓用自己传奇的人生为底本，描绘了一个大时代的记忆，一个大时代下的人与事的记忆。

　　奥运的圣火在北京点燃，你可以为运动员加油助威，也可以选择在这样一个喧嚣的日子里多多阅读。我觉得，正如这世上的很多悖论一样，有可能最喧嚣的时候也是另外一种意义上最和谐、最安静的时候。阅读大概可以不分季节，甚至也可以不分地域和年代，你可以在成熟的年纪读一下《向m保证》这种描写青春期少年的故事，你也可以在各种问题不断困扰的午后去读一读带着满身清爽和幽默笑料的《盖普眼中的世界》，你还可以在这样的酷热夏天里领略一下某本书里的严寒世界……在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角落，作为一个被忽略的人，读一本被以往自己忽略的书，这是一件多么惬意和无法忽略其美感的事情啊。在这点上，如此阅读也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奥运会主办国都要挖空心思想出一句铿锵有力的口号，这应该是大众传媒恶劣应用的例子之一。这些口号的共同特征是空洞。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口号是Play part in the history，四年后汉城奥运会的口号是Harmony and progress（翻译成汉语就是和谐与进步，亚洲国家希望通过经济进步达到**和谐的思路，并不是最近才有的），这些励志但往往不知所云的美丽言辞是语言的灾难，除了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the celebration of the century）和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口号（welcome to home）略具叙事性，其他口号比如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share the spirit，都是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帽子，换了用来作为联合国大会的口号也无不可。



　　北京奥运会的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照我的理解，人类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肯定有一些梦想是相同的，比如吃饱穿暖性生活和谐等等，本来用不着特意去强调。而有一些梦想目前是有地域性的，比如要生活得体面和有尊严，对很多文明世界的人们来说，这和空气与水一样是不证自明而且不可或缺的生存的前提，但对另一些地方的人们来说，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极度稀缺，仍然是梦想——在梦里才能想一想。如果北京奥运会的口号里说的是这样一些梦想——换一种流行说法，就是所谓“普世价值”——并且认为它们值得借着奥运会来推广一下的话，那倒也不错；可惜事实远远不止这样。奥运会素来不许裸奔，北京奥运会索性连条幅和小喇叭也禁止了，这出乎我的意料，再次让我感到人们尽管在同一个世界上生活，但梦想却完全不同。

　　关于裸奔这档子事，我是这样理解的：很多人喜欢或者觉得有义务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力，他们不断革新表达的方式，使得观点表达的过程充满娱乐色彩；裸奔就是其中的一种。

　　既然是意见表达，自然要奔着人多的地方去。包括奥运会在内的大型户外体育活动最受裸奔者的亲睐。这让安保工作变得有点无奈，某种程度上还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后果。不久前结束的欧锦赛决赛上，好多中国球迷冒着被老婆和领导骂的危险熬夜看球，转播却中断了好长时间，等到电视画面恢复的时候，西班牙和德国已经各自攻进了一球。赛后官方解释说是天气原因导致转播中断，但全球只有中国的转播出现了中断，这样神奇的解释很难被球迷接受。到后来，地球人都知道，中断转播的真正原因是赛场上发生了裸奔。

　　裸奔是一种意见表达，和在电视镜头前打出大幅标语一样，只是一种言论，理应受到言论自由原则的保护。实际上，裸奔和条幅在体育赛会中频频出现，大家都已经见怪不怪；我当然地觉得，这种言论表达已经成了现代体育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肯定有人要急忙反对说，这是把奥运**化——听他们的口气，好像**是什么见不得人的脏东西，只能在桌子低下私相授受，决不能拿到奥运会这样高级别的台面上来——这样的**是有的，而且多的是，难怪他们会这样以为。但**并不都是这样。

　　在古代希腊，体育竞技、哲学辩论和**活动都是在运动场进行的。古希腊人相信，有健康的身体，聪明的头脑，并且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人生才有幸福可言。这有吴于廛先生最近重版的著作《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为证。

　　吴先生是有名的世界史学者。1935年毕业于东吴大学，与何炳棣等人同期考上赴美留学公费，1946年在哈佛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次年回国任教于武汉大学。他在哈佛学的不是世界史，因为阴差阳错的原因，才成了1949年后寥寥不多的世界史学者之一。

　　中国大学里教授的世界史是没有中国的世界史，这件古怪的事情一直让我感到不可思议，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奇妙的国家。照我一点粗浅的看法，世界史应该是种族和国家之上的人类历史，其主干是文明史——吴于廛先生有一本著作题为《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看法与此庶几类似。只有从人类和文明的角度出发，这个世界上才有所谓“普世”和“普适”的事物。有人认为“中国特色”是最了不起的发明，因此否认有“普世”和“普适”的文明准则存在，我认为正是这种没有中国的世界史教育必然会产生的结果。

　　《古代的希腊和罗马》是本小书，特点是写得很抒情。“在克里特考古学上，克诺萨斯新宫被称为第二宫。现在让我们根据第二宫遗址的情形，假想它的完好一如当日，而我们自己则是因风吹去的游人，到宫里去观光其中的一切”，这样的字句，不禁让我想起顾准推究希腊城邦制度的往事。考虑到《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初版是在1957年，我相信，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学家在抒发怀古之幽情。

　　生在雅典繁荣时期的希腊是许多现代人的梦想，而且并不只是革命时代的中国人才作此想。希腊医生塞莫斯•古里奥尼崇拜古代奥林匹克体育，将许多现代奥运项目斥为狡诈取胜的游戏，他推心置腹地说，世界上只有希腊语和汉语将“体育”和“娱乐”做了严格的区分。对古里奥尼斯的美意，我个人感到很惭愧，所以更加理解那些希望生在古希腊的人。和古代希腊人相比，我们不仅身体羸弱，精神更加猥琐，语言也已经失去了原有的纯净。我们居然把**作为奥运会的反义词：这是发源于希腊的奥运精神的退化，更加是发源于希腊的民主**已经衰亡的象征。

　　最早提出奥运应该和**分家的是曾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达20年之久的美国人布伦戴奇。1933年，一些著名的犹太运动员被德国的体育组织排除在外，丧失了参加奥运会的权利，这引起许多国家的奥委会的警觉，他们宣布可能要**1936年将在柏林举行的奥运会。布伦戴奇当时是美国奥委会主席，他反对**德国，理由就是——请注意看清楚——“**不应介入奥运”。

　　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大概是迄今为止最**化的奥运会，但在一本小册子里，布伦戴奇要求美国运动员避免介入“犹太与纳粹的口角”，他说，“奥运会属于运动员而非政客”。逻辑学得不好的人肯定已经被布伦戴奇绕晕了。但对兼善逻辑和体育的古代希腊人来说，这种默认纳粹搞**迫害却不允许运动员进行**抵抗的说辞，只是修辞上的一种小把戏，很难避免被人鄙视的命运。可惜的是，什么风也不能把我们吹到希腊，更不要说是古希腊了。所以，现在反对把奥运和**联系起来的地方着实不少，而且，越是否定奥运与**有关系的地方，真正的奥运精神和民主**意识就越是衰微，就越是反对裸奔。

　　古代奥运会的选手都是全裸出赛，这当然不是奥运会今不如昔的主要原因，我要说的是，这很有可能是今天我们选择裸奔的历史源泉所在。据说第一届奥运会只有200米跑这一个项目——也就是说，裸奔是最古老的奥运项目，如今却当作一种**行为被现代奥运会禁止了，这简直是一个悲剧。其实，裸奔表达的并不一定是**意见，条幅不一定变成“反标”——也许恰恰相反，有创意的中国年轻人会写上“中国加油”、“胡温你好”一类——但只要有人认为“反标”这种东西真的存在，所有的条幅和裸奔就一定会被禁绝掉。用古希腊人的说法，逻辑使然。

　　今天的奥运会已经与理性、民主的希腊精神无关，而变成了一个娱乐的盛会（真是古里奥尼斯的不幸）。但即便如此，我仍然觉得，即便今后奥运会办成一个大Party，完全以娱乐为目的，也应该对来宾怀有大度宽容之心，允许他们表达对Party本身乃至于Party之外的事情的看法。我老家有民谚说，人上一百，样样不缺，符合我们对概率和人性的认知。既然奥运会意味着数以万计的临时人口在短期内涌入某个国家，他们必定有不同的性格、看法和行事方式，其中自然有人乐于或者惯于表达对奥运和奥运之外的事情的看法。这些表达通常分为肢体（裸奔）和语言（条幅）两种，但无论肢体还是语言，都属于言论的范围，应该宽容他们的存在，允许他们表达。

　　具体到中国，我对此是颇为悲观的。我国虽以好客自诩，但向来是“朋友来了有美酒，豺狼来了有刀枪”——那些既不是朋友，又不是豺狼，纯粹来瞧个热闹的好事之徒，我们也可以抱着business is business的实用心态，大赚其钱，但对于那些一心到北京来裸奔一番以明志的人，该怎么对待他们呢？也许我们还没有学会。

孚克•米谢尔斯是德国Suhrkamp/Insel出版社的编辑，他编选的《园圃之乐》系黑塞跟园艺有关的随笔和诗歌合辑。在后记里，这位知名的黑塞专家回顾了1958年德国的《明镜周刊》所做的“误读”报道：刻意将黑塞打扮成享受着园艺乐趣的卑微老农。米谢尔斯说：　　作家一旦醉心于大自然，或因致力于畎亩而符合狭隘保守的典型，很自然就被人们视为因思想落伍而百无一用的书生，或是逃避现实生活挑战的懦夫——从此以后，他们的一切作品只要和这个成见的框框相牴触，就会遭到人们排斥。（后记，P206－207）
　　九岁时黑塞拥有了一小块园地，后来醉心园艺，固然跟他自小的爱好有关，但更应体察他的生活经历：两次不幸的婚姻，尤其是在一战时夫妻俩双双接受精神治疗。自1919年开始，黑塞住在了堤契诺，过上了隐居生活。他当然非常享受在瑞士边境的宁静，在诗文里给人一种“奔波这么久，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的感觉。然而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的浸染，黑塞表示出极大的忧虑，老是唱反调。他生活在世外桃源吗？他却一再抱怨，堤契诺已经是柏林的卫星城了！在他的散文、诗歌和画作里，这种不和谐也是存在的：
　　连你也是美丽的，绿谷中的工厂
　　尽管你象征令人痛恨的事物及故乡
　　追逐金钱、奴役、暗无天日的囚禁
　　《为谷中工厂作画》这首诗最能体现他无奈的喜悦。
　　这两本书都自**“舶来”，《堤契诺之歌》有一篇米谢尔斯的前言《生命当如是》，介绍这一时期的黑塞，却不如《园圃之乐》的后记来得爽利。米谢尔斯担心黑塞的“老农”形象深植德国读者的心中，反而埋没了他在堤契诺时期所写的大量**评论。不过，半个多世纪之后再看这些文章，黑塞的园艺作品早已摆脱了道德控诉，更有意思的是，我们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注意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卫星城与旅游团今天读者早已见惯不惊，因为现代病远较黑塞那时沉重，“承担一小块土地”，回归大自然也不再是受人诟病的姿态，更多地成为了都市大众的渴望。前不久读到的一本植物观察笔记《看草》（何频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4月），记录了一位花草爱好者长达两年的日记，其中不少是一位文化人的日常生活内容，按中国人的看法未尝不是吃饱饭之后的趣味之作，但只要读一读他记载的花花花草，比较它们挪动的位置与生死的时间，不由就会关心起天气来。
　　对今天的人而言，天气都是大家的，尤其是要在吃饱了饭之后，才能承担一小块土地的命运。
　　[德]黑塞：《园圃之乐》，陈明哲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1月；《堤契诺之歌》，窦维仪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1月。
　　何频：《看草》，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4月

[ 本帖最后由 随风吹雪 于 2008-8-27 16:39 编辑 ]

　个人，独立，在众声喧哗的今日，越见难能可贵，保持凌厉尖锐目光，出手如灵巧针炙师的飞针，狠重如拳击手的左勾右勾，下盘坚穏皆因有立场有态度，框架内外连环天地宽，一笔一画一呼一应，都是美的实践。



　　——智海、欧阳应霁

　　香港是本土漫画的先锋，也是原创作品的重要产地。当大众耳熟能详的《中华英雄》、《风云》和《龙虎门》纷纷被拍成电影上映，这类可在报档买到的期刊式漫画，俨然已经成为了香港漫画的唯一指标。但事实上，虽然流行漫画是香港市场的主流，我们仍可见到很多本地独立的漫画制作，这本《路漫漫》，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切入的视角。

　　在这本书中，编者以时间为线索，走访了香港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老、中、青三代共27位独立�